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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丘大法弟子揭露當地迫害

1、我99年“7.20”大法遭到迫害，2000年1月26日我和幾個同修去北京上訪證實大法好，在北京被安丘的一個姓牛的惡警和以前的鎮派出所所長劉洪波打罵，戴著手銬坐著鎮派出所的警車到臨浯派出所，到了那後劉洪波又打同修並勒索錢財1000元，以前的村支書封金棟又勒索錢財1000元，沒有收據，這才放我們回家，還經常騷擾我丈夫，臘月二十八、九還派人在我家門口監視我。

從99年“7.20”到現在對大法的迫害已7年了，邪惡仍在繼續迫害，今年5月12號上午十點左右我在家改字，同修幹活回家順便過來，自行車放在門外，快九十歲的娘坐在門口玩，安丘的惡警下來作惡，走到俺家門口問老人這又問老人那的，一會闖進我家，由於師父的保護，他們沒闖進屋，我聽見狗叫，就從屋裏出來了，他倆已經走到屋門口了，我問他們是幹什麼的，他說外面的老人說，她家來了一個不認識的人，他問我這是誰的家，我說是我的家，他們倆就走了。一邊走一邊說他是專管這些事的，過後聽常人說是安丘惡黨派下來的，不知道他們的姓名。在中國大陸共產惡黨隨時抄家、蹲坑、勒索，我們沒有了人身自由。

大法弟子：趙立溪
2006年6月12號

2、我在2000,3月份進京上訪，去為大法為師父說句公道話。在北京遍地是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同時也處處都有抓捕法輪功學員的惡警和便衣。第二天，我們在天安門前被惡警抓捕，綁架到了安丘駐北京辦事處，在那裏我們身上的錢被洗劫一空，然後，按地址把我們拉回原籍，審訊逼供結束，我們被關進了拘留所，5天後單位交了錢我才被放出來（大約是五千元）。

回家後單位對我看管更嚴了，正式停止我上班，不發工資，大兒子也不讓上班了，在家看著我，而且在濰坊上中專的小兒子因我煉法輪功學校要開除他，丈夫在單位受到更大壓力，只要見我煉功就往死裏打，我被他們至少打暈過5次。

2001年11月28日，公安局以談話為由將我從家中騙到辦公室，不由分說拖上車送進黨校洗腦班強行轉化。

在洗腦班放汙蔑大法與師父的錄象，並有近10名猶大和“610”人員對我圍攻，我不轉化，“610”辦公室主任王子清抓著我的頭發把我打倒在地，並狠狠的往地上撞我的頭，撞的我眼裏直冒火星。潘效魯逼我轉化不成就惡狠狠的說：“我看你是想換換地方了！”然後他們把我關進一間小屋裏凍我，大約關了兩天，我開始以絕食抗議他們的非法迫害。

我絕食，他們就拖我到醫院灌食，我已絕食十幾天了，本來身體就很虛弱，有兩次我被灌完食後，他們把我關進了一間窗戶上沒有玻璃的小房子裏，反背銬在鐵床上，總是第一天上午銬上第二天上午才放下，寒冬臘月又冷又困還有這鉆心的疼痛，時間長了我幾乎失去了知覺，當時只覺得心還在跳，知道我還活著。

2002年2月（記不清是幾號）我從洗腦班走脫，從此流離失所在外打工。這期間我回家十幾次叫門，可是家裏人就是不開，最後一次又沒叫開我就走了，沒想到這次丈夫偷偷跟在我身後跟到我的住處，打的我身上幾處流血，衣服都濕透了沾在身上，腿不能行走了。他又打了110，我被拉到南關派出所，到了那裏我就講大法的真相，大法的美好，第二天他們放了我，用車把我送回家。

我的腿不能行走，丈夫不讓我進屋，我被關進了地下室，孩子哭著送飯給我吃，6天後我能走了，就住進我們的舊房子裏，我就一直住在那裏，直到能自己走路為止。

自迫害以來我被抄家一次，從2001年開始扣發工資直到2004年2月辦了退休才停止。

大法弟子：陳秀文

3、1999年7月20日這個邪惡灰暗的日子，是凡中國人都知道就是這天，江氏流氓集團對法輪功展開了全面迫害。一時大法蒙難，師父受辱，大法弟子失去了修煉環境和人身自由，怎麼辦？我也和眾同修一樣毅然走上了去北京和平請願之路。2000年陰歷3月11日，我們在天安門廣場升旗的左邊，由王海清打開寫有“法輪大法好”的橫幅，我和唐宗艷等把橫幅拉正，就這時從我們的前後如狼似虎的竄上來兩個便衣。這時警車也開來了，對我們拳打腳踢，連推帶拉的塞上了車，拉到了天安門派出所，進行了所謂的登記，就把我們推進了安有鐵欄桿的屋裏。大約過了多半天的時間，就由惡警都建勇把我和同修桂榮帶到了安丘駐京辦事處，一進屋就把桂榮跺了3腳，把我和早去的小馬銬在一起，接著把我也連跺了3腳，第二腳把我跺的“哇”的一聲，事後同修們說：“真擔心你承受不住。”第三腳我的下巴都碰在桂榮的後背上（因小桂在我的前面坐著）我的下巴殷殷滲血。跺了我和小桂又去跺唐宗艷，跺了人還用穿著大皮鞋的腳頂著小唐的下巴狠勁的揉，打完唐宗艷回來，又在我的後背上跺了兩腳，轉到前面又打了我幾巴掌，打完後狠勁托起我的下巴說讓我謝謝它。

同時還打了同修王金義，一腳跺在王金義的臉上，頓時眼珠充血，眼眶青紫滲血，整個臉都腫起來了，這時同修張月蘭向它講真相說：“你不能這樣無故打人，造下業對你自己不好。”它非但不聽，隔著床探著身子，“啪！啪！”——在張月蘭的臉上就是幾個耳光，當時老張的臉上就是幾個手印子，可見下手之狠毒，六十多歲的老人就這樣被打，都建勇瞇著眼睛幸災樂禍的說：“這屋裏你們17個人，都被我打了。”

第二天，又有兩個同修被帶去，一個年輕的姑娘剛一進屋，被都建勇一腳跺在肚子上，跌了個仰面朝天，頭摔在地上，她自己幾次都沒能站起來，是王金義托著她的頭才起來，起來後，兩腿直楞楞的，可見摔的很重，同她一起去的同修帶去一本《轉法輪》被都建勇發現了，逼著交出來，當時我們就一個心願：不能讓大法書落到邪惡手裏。都建勇氣急敗壞的指著我們說：“不交把你們的衣服都扒光！”

同修宋秀梅的臉又紅又腫，並且腫的很厲害，我問她誰打的，她說信訪局長李奎仁打的。那天又進去了三個同修，剛進門惡警就叫掏錢，我和小桂剛進去時也是先叫掏口袋，顯然是沖著錢來的。

一天夜裏，不知把我們拉到一個什麼去處，好象上了三層樓的一間小屋，裏面有兩張床，能容下3、4個人卻塞進我們十幾個人，站的不能蹲下，蹲的不能站起來，當時我和宋秀梅銬在一起，她在床前的床底下，我在床頭的床底下，連動都不能動，十幾個人被悶的汗水直流大口喘氣，直到天亮才出來。

我鄉鎮去了4個人拉我們，其中有一個叫劉付存的副鄉長，所謂的分管法輪功的。一路上對我們連打帶罵，我們仨人在車的後排，我在中間，左手銬著杜智香，右手銬著王金義，正走著，劉付存大叫一聲：“停車，把車座子掀起來，不能叫他們坐著！”司機說：“不能掀。”劉付存惱羞成怒，“啪！啪！”——就在王金義的臉上就是幾耳光，並把他按在車座空裏，因和我銬在一起，只好彎著腰隨著他。走了一段時間停車問路，劉付存回過頭來往王金義臉上啪啪又是一陣耳光，連打帶罵，罵夠了王金義又罵我，罵的很難聽，又走了一段時間，劉付存回頭朝王金義臉上又是一陣耳光，杜智香實在看不下去了就說：“你不能這樣接二連三的打人……”一句話還沒說完，就招來了劉付存的一頓臭罵，也是罵的很難聽，一路上王金義被劉付存打了6、7次之多，臉一直腫著。

大約夜裏11點左右，把我們拉到安丘市拘留所。劉付存逼著我說：去北京是同修翟連英叫去的。軟硬兼施，瞎話連篇，在辦公室暴跳如雷說：“老翟都承認了，她為什麼不承認？”我不配合它，夜裏1點多才叫我去監室，為了抗議非法關押，我和同修們絕食絕水9天，第11天上午才放我回家，王金義從北京回來關在安丘市看守所，看守所向他勒索2000元錢才放他出來。

2000年6月18日，天下著雨，郚山派出所的惡警無故將我和同修王合抓到派出所，二話沒說就推上了車，拉到安丘市拘留所，它們又去濰坊抓來了在那打工的姐姐（同修）。在那裏，法不讓學，功不讓煉，為了抗議非法關押，我們絕食6天，一天夜裏，我們集體煉功，被邪惡們知道了，三個惡警拿著電棍膠皮棍沖進了監室，我在沖著門口的地方坐著，進門就在我背上抽了一膠皮棍，其他同修也次數不同的挨了電擊，有個姓田的同修盤著腿不拿下來，它們就連續電她，早晨醒來一看，她身上有7個黑紫塊。

有一天，天剛蒙蒙亮，我就發現同修桂榮被反手銬在鐵椅子上，不知是什麼時候銬上去的，身邊站著兩個惡人，怎麼迫害她我不敢看，心裏有說不出的痛苦，就這樣，我們被非法關押了10天。

回家後繼續被監控，農村的同修每天交30元錢給監控他們的人，我由派出所直接在我家周圍晝夜監控，就連給死人送葬的時間都不放過（2000年陰歷的6月初4，我娘家大娘去世，我去送葬，鄉委都派人跟著）。

2001年3月10日，又是一個難以忘懷卻又不願再記起的日子，這天市“610”辦公室派了3個猶大到郚山來，進行所謂的轉化說教。其他同修都關在鄉委會議室的院子裏，我被和它們關在一個屋子裏，聽它們的胡說八道，因我不配合它們，天快黑的時候，在家人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把我和同修翟連英拉到安丘市所謂的“610”學習班。在那裏整天聽它們灌輸那些歪理邪說，它們軟硬兼施，變著法的給我洗腦。因此，我從思想和精神上受到極大的傷害，由於平時學法不深，對師對法不夠堅定，貪圖安逸違心的寫了“三書”，做了對不起師父、對不起大法、也對不起自己的傻事，每當想起這些，就有說不出的痛苦與屈辱，認為是人生的一大汙點。

再有，王金義於2005年3月中旬在家被綁架並抄家，被勞教至今未歸（已下落不明）。

雲紀英
山東省濰坊安丘市郚山鎮佃子村

4、我叫李秀玉，是安丘興安街辦韓家埠村村民，今年42歲，我是97年得法的，得法前身體有很多病脾氣暴躁，得法後身心受益巨大，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飛，走路健步如飛，我深感大法給我帶來的美好，可是從99年“7.20”開始，由於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強制我們放棄信仰，我們被非法關押、拘留、遭受酷刑折磨、罰款……，其中的非人折磨難以言述。

由於當地政府不講理，非法迫害法輪功學員，我們被迫到北京上訪，99年10月13號，我和本村功友到北京上訪，到了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有很多法輪功學員，警察便衣到處抓人，我們當場就被抓到了北京派出所，通過身份證得知我們是安丘的，就把我們押送到濰坊駐京辦事處，把我身上的700元錢全部翻走，又把我們押送到北京招待所（臨時關押大法弟子的地方）銬了一夜，第二天把我們拉到當地派出所，在派出所裏蹲了一夜老虎凳，又把我們押到拘留所，在拘留所裏由於集體煉功被惡警拖到外面挨凍，遭電棍，直到11點才放回屋。我們被拘留15天，臨走時交上115元，生活費自理，又送到計生辦（洗腦班）關了6天，由家人擔保交上2000元，在高壓下被迫說了對不起師父的話，才放回家。回家後，工作組天天上門騷擾，其中工作組長王x亮、周學德，黨校包靠組組長高政、辛寶祥、張高原，另一位姓名不詳。

2000年正月19晚，鎮長侯鎮祥帶領一幫惡徒闖進我家，強行把我抓到洗腦班，非法關押15天，其中集體絕食4天才放回家。

3月6號，我們再次踏上了進京上訪之路，可剛到北京車站就被當地惡警抓到北京招待所，把我們7、8個人銬在一起，第二天送回洗腦班，剛下車，幫兇們就搜我們身上的錢，我們早已把錢收好，它們一分也沒得到。我們集體學法，被惡警發現，進門要書，當時我把大法書藏在身上，它們把我拖到屋裏，7、8個人抓著手腳，有一個惡警拿衛生紙蘸上開水燙我的嘴，嘴被燙起一個大水泡，我們集體絕食5天，最後無條件釋放。

6月份，我和姐姐又去北京上訪，我們一路步行走了4天，到了濟南被惡警抓住盤問地址，我們堅決不說，無奈只好放了我們，走了8天，一路上歷盡艱辛、跋山涉水，腳底磨的像針紮，身上背著的幹糧腐爛了，到了德州又被抓住，一路上到處是攔截上訪人員的警察，我們只好坐車前往，到了北京天安門又被抓住，抓到一個無人的地方拳打腳踢，用鞋底打我的頭，又抓到招待所關了一夜，第二天送到洗腦班，絕食3天才被放出來（現在姐姐已被惡黨迫害的神志不清，在痛苦中煎熬）。

10月25號，惡警劉洪武、侯鎮祥等人開車到我家門口，我正在門口站著，他們叫著：“抓住她！”我一看就往村東跑，我被追到一口井前，我回頭對它們說：“你們別過來，過來我就跳下去。”他們往前追，我被逼往井裏跳，就在這時，圍觀的群眾幫忙把我拖上來，它們給我強行戴上手銬。

拉到洗腦班，我堅決不配合，趁機逃了出來，在門外的大街上，在這光天化日之下它們連扯帶拖把我的上衣扒光了，真是些禽獸不如的土匪流氓！我被迫有家不能回，流落在外，在一家果園裏住了幾天，這時正趕上農村最忙的季節，都在地裏出姜，家人為了我不再被抓，只好讓我躲在果園裏，邪惡之徒還到地裏找。

11月13號，我和功友到某村發真相資料，被壞人舉報，被劉洪武、李守正、呂常富抓到了派出所，把我們各銬在一棵大樹上，然後就去抄家，接著把我們各自一間屋進行嚴刑拷打，劉洪武、李守正它們一個用膠皮棍，一個在我身上打，我的腿和後背被打的一片黑紫色，又把我銬在連椅上整整一晚，第二天把我們送到拘留所，我們集體絕食6天，家人被迫交上120元錢，才放回家。

2006年3月19號晚9點多，十幾個惡徒兩輛警車包圍了我村的煉功點，妄圖把我們全綁架，惡徒們把門撞開，破門而入，四個人擡著我往車上擡，我堅決不配合，在這連拉帶拖之時，它們又把我的上衣扒光了，鞋也在掙脫中丟了，我給他們講真相，講善惡有報的道理，它們不聽，它們一看無從下手，我趁機逃脫，我赤著腳光著上身跑回村裏告訴村支書，共產黨耍流氓到如此地步，多虧村裏的正義人士趕到，也是師父的慈悲安排，我才得以脫險，但還是有兩位功友遭此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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