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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对一吉林大法弟子的摧残

我现年49岁，吉林某公司退休工人。
2000年4月，我因去北京上访被强行押往长春黑嘴子劳教所，非法判我二年劳教，我不服、不签字，当时是区里法制科的一个警察，他说不签也得送。我们被强迫上车，不让我们带行李，后来家属租了一辆车把行李给我们送去，送去后劳教所不让收，几经周折，虽然收了下来，但劳教所不让我们收，先让犯人检查一遍，把我们关到屋子里不让我们看。结果以董辉为首的犯人把我们家里给带的生活用品洗劫一空，这就是劳教所“改造”出来的人。

在劳教所我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当天晚上我们坚持学法炼功，恶警就告诉犯人看管我们，白天，天天罚坐板凳、不许动、不许说话，我们一起来就大打出手。劳教所有规定犯人是不准拿绳子的，可是恶警专发犯人绳子绑我们手、脚，我们天天遭受着非人的待遇。晚上只要我们一起来，犯人就把我们按在地上、床上；因为我当时住的是上铺，他们从上铺给我拽下来双手上举，狠狠地绑在床头上，脚被绑在地上，从半夜11-12点起被罚直到早6点松开。在这种残酷迫害面前我们还是不畏惧，照样学法炼功，我一起来，以董辉为首的犯人对我大打出手，然后就用大被把我头蒙上，全身都蒙上，然后她就骑在我身上，让我憋的透不过气来。当时我大汗淋淋，心里不断的背法，直到被别的犯人把她叫走，我才喘了一口气，这样的迫害长达一小时左右。第二天我照样炼功，她就把我按在床上，把我的内裤扒下，用长长的手指甲狠狠地连掐带抠，从我的膝盖里一直掐到阴部，掐的一片片血紫，因为她是一点肉一点肉地掐，所以有的地方往外渗血很长时间才结痂。

还有一次我们起来炼功，犯人董辉就用很粗的胶皮管子，使劲地抽打得我的头部、颈部，抽得我头晕脑涨，迷迷糊糊的不知什么时候她才放手。我的颈部被打得肿了起来，留下了道道血印，持续很长时间才好。白天我们被罚坐板凳，不许哈腰直板坐着，不许说话，我们不配合，嘴里一直背法。犯人周红就用胶带把嘴给封上，手脚全绑上站着动不了，她的腿还不停的踢我。我们不配合就把封带扔掉，她们就用破纸、脏纸，塞满我的嘴里，因为嘴里不透气，鼻子里往外流鼻涕，流了一地上衣服上全是，她们还嫌脏不停地打我。有一次恶警侯管教值班，我们晚上刚起来就被犯人大打一顿，然后把我们6-7人的一只手绑在一起，我们就用另一只手抱轮，我们正好形成了一圈，那些犯人看见还说你看她们一圈象个大莲花。这时候管教来了，把我们几个带到管教室，用电棍电我们。当时我们形成了一体，坚持下来了。有一次一个叫李指导的恶警值班，我们起来炼功，他就叫犯人把我们手反绑、脚捆上，把我们头插到桌子底下和床底下，直到天亮才停止。

一次一个吸毒犯看见我炼功，就把我从铺上拽下来，把我毛衣、裤扒掉，强行拉到厕所，把我打倒在地，他穿的是新的厚底旅游鞋，专门往我的要害地方踢，嘴里还不断地大骂。当时踢的满身脏水，而后我上厕所小便就痛，（很长时间才好）。然后不准我进屋，把我送到4楼转台上把铝合金窗户打开，（东北4月的天气特别晚上是很冷的）把我的毛衣裤扔掉，手脚反绑一直到天亮6点钟，开始洗漱才算完。在4大队4楼里我们是天天挨打受罚，天天到转台上冻，从半夜一直到早6点。

更残忍的是有一次我炼功被打完后，她们把我衣服裤子扒掉，送到4楼转台上打开窗户手脚全绑，说狠狠地冻她，然后扒下我的内裤，连内短裤也被扒下。当时正赶上我来月经，卫生巾扔了一地，她还嫌脏，因为我手脚不能动，她们就哈哈大笑。真是没有人性！我们对这种非人迫害要提出申诉，我们为了一句实在话就被天天迫害，于是我们就开始给国家总理和国家最高法院申诉，申诉书上诉材料写完后，都被劳教机关扣压。那几天有一个功友因炼功被她们打坏了。我们开始绝食抗议，全体绝食，我们要求：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我们要求公开炼功，并马上无罪释放。所领导来谈话，他说他们没有权力放我们。晚上因为我们坚持炼功挨打被罚，白天让我们干活。手脚被绑罚站，白天还野蛮的送往卫生所强行灌食。他们用尽最卑鄙的手段，让我们自己喝盐水玉米糊，电棍看着，我不配合，就把我绑在死人床上成大字型，往胃里强行插管。恶警程××还把站队后面我的姐姐叫过来，让她站在我跟前让她看着我被灌，我拒不配合，心里一直背法。恶警郭旭大夫就用铁器把我嘴撬开，他用铁器把我嘴都打肿，嘴里不停地骂，管子在胃里使劲乱搅和，嘴里灌满盐水和玉米糊，憋的我喘不过气来，满身大汗。这种法西斯暴行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使我的喉部和胃里受到严重损伤，痛了好几天。在4大队4楼的20多天里，我的手被勒的大口子常常出血。我们是天天挨打、受罚、受冻、一天没间断过……

后来劳教所成立了所谓“新生大队”6大队。我又被分配到6大队，这里大队长朱丹、李桐还有一个姓刘的，他们更是邪恶至极。一到6大队开始办洗脑班，天天灌输谎言。而且开始让我们认罪认错，我拒不认，我没有违法，我没有错。大队长李桐大发雷霆，家属来不让接见，把我叫到管教室用电棍打我骂我。后来她们让犹大来洗脑，我不配合，她们就让犯人包夹看管不许说话。管教室常常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打骂声和电棍声，在这种迫害下，我们还是坚持学法炼功，遭到的是天天挨打、受罚，手、脚被捆绑。

记得有一次侯管教值班，不准上厕所，谁去就电棍电，当时有一个功友实在憋不住了要求去厕所，侯管教不但不让去反而还电了她一顿。她手持电棍站在我们寝室说看谁还敢去，谁去就电谁。这样大家无奈只好往脸盆里、塑料袋里便。大家想一想，整个大队一百多人，每寝室40-50人都便这屋里，空气可想而知了。在这种非人的待遇下，我们准备绝食。第二天到饭堂里去吃饭，没有一个吃的。恶警们怕其他人受影响，从此以后再也不让我们去饭堂吃饭，都是用桶打回来吃，管教还扬言：谁敢绝食就给她灌最脏的！我们还是不吃。第三天他们去马三家子参观的恶警回来了，买来好几个电棍大小不等，摆了一排充电，说：从马三家子学来的经验，绝食就用电棍电，不决裂的，电！这样他们利用邪恶手段迫害我们大法弟子，把我们强行送到卫生所，强使灌盐水和玉米糊，让学员排着队挨个自己喝，恶警孙××手持电棍看着，谁不喝就电。有的学员边喝边哭，当时只有我们五人拒不配合，恶警孙××就用大马力电棍电、用脚踢，把我们五人邓世英（现已被迫害致死）、王敏丽等电倒在走廊上。连电再打我们五人被摞在一起了，我们还是不吃不喝。就上死人床，用皮带绑成大字形。开始插胃管，恶警郭旭还有两个大夫撬开我的嘴，用铁器把嘴挣开，不配合就用铁器打，打肿了腮帮子。我还是不喝，恶警孙××就加大马力用电棍电，电棍电在我的脸上、嘴上、胳膊上。这时我心里始终背法，胃管在胃里乱搅一通，憋的我喘不过气，这时他们才住手，我的嘴、脸、腮、胳膊上留下了道道血印和水泡。恶警李桐无奈说：“我们转化不了你们，你们下队吧！”

这样我又被分到1大队2小队，繁重的奴役劳动，每早4点起床，晚10-11点收工，有时还加到后半夜，长时间的劳动不顾法轮功学员们的安全死活。对坚定修炼的学员，不让说话，由犯人和犹大看管，不让睡觉，收工后还逼着给洗脑。整天打骂声、电棍声不断。

2001年1月中旬劳教所又成立了7大队，我又分配到7大队。当时邪恶的侯管教也被提了7大队长，它心狠手辣，对不决裂的大法弟子包夹看管。因为当时是新成立大队，是从劳教所各个大队抽调过来的，所以坚定不屈服的大法弟子不多，所以对于我们挨打、挨罚是常事。晚上那些帮教就对坚定学员罚站、不让睡觉，一站就是几天几夜，有的学员腿、脚都肿了，象个馒头似的。对于新被关押进来的法轮功学员更残酷，我记得有一个是桦甸的学员，被两个电棍电得小便失禁，两个大电棍电可想而知。我们白天还得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一百多斤重的黄豆袋子楼上楼下扛，天天早4点起床，晚上10多点收工，有时加点到后半夜2点多钟。

2001年下半年，劳教所盖上了新房子，我们都搬进去了。在新楼里恶警更加猖狂，同时把迫害权力下给那些叛徒“护廊”。2002年1月末，叛徒对大法弟子进一步加以迫害，不决裂的除3整点外，其余时间不让上厕所，妥协的才可以去。有的大法弟子忍不住，憋得实在难受，可还是不让去。我觉得这是旧势力利用这种形式迫害我们，于是我开始绝食抗议。管教找我谈话，我把事情说了，管教就往上反映到管理科，管理科长廉某找我谈了两天，最后答应给“护廊”开会，而且让我亲自参加。会上廉科长最后决定，特殊情况可以给假，毕竟是人嘛，人是要吃饭的。会后情况是好转了几天，而后又不让上厕所了。我问谁不让去的，他们说“侯大队长有话，不让随便去”。我想这不行，我们是被非法关押的，不能再遭受这种非人的迫害，于是我又开始绝食抗议。这次绝食抗议轰动了大队长、管理科长、及劳教所长，他们一一找我谈话。我告诉他们，我们是炼功做好人是被非法关押的，要求无罪释放。他们说：我们说了不算，上面说了算。

第二天开始对我野蛮性的强行灌食、打针、从鼻子插管到胃里，由犯人摁在床上，有时一天两次、一次。我不配合，持续了第8天，每次灌完鼻子里淌出大量鲜血，而后他们又把我的家属找来说服我，叫家属买来一桌子饭菜和我一起吃。为了彻底要求释放，我还是不吃，恶警科长廉某就叫我家属留下跟我“一起绝食”，家人不答应，他们发生大吵大嚷的争执，最后还是不让家属走，还管家人要钱说是送我去公安医院，家人说没带钱。他们就不放家人走，让家属写什么：她绝食死了，劳教所不负责任。家人不写，僵持了一天，傍晚，冬天黑的比较早，家人在无奈的逼迫下签了字。签字后听恶警科长说要放到我的案卷里，这是证据，想利用这种形式继续加期迫害我。我听后我想你们说了不算。这样我在劳教所被迫害2年零50天，我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头发变白了，鼻孔被插管插的有时还往出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