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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教养院内的迫害真相
─ 我的见证

2000年1月15日，我们俩口和我二女儿与另外三名修炼者在楼前炼功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大女儿因我们被拘留而去北京上访也被行政拘留15天，且被无理罚款6000元。2月16日老伴与二女儿要去北京上访，在火车站被抓，送戒毒所关押7天，被警察无故殴打且收取5200元罚款，这都没能改变我们的信仰。2000年6月30日警察突然来到我家，以聚众炼法轮功为由将我们家当时的8人（除我与老伴还有另外6位大法学员）一起抓走。并且在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抄走家中的书、录音、录相和大法其他资料。我因不配合他们被三名警察将我架走，是赤脚走的。在行政、刑事拘留后，于8月份与另一名同修被非法送入大连教养院，我老伴在刑事拘留后被送入戒毒所，后又被送入大连教养院，另外4名同修被送入马三家教养院。

到教养院后，教养院对大法学员进行了身心两方面的摧残。刚开始，法轮功学员与普教人员关在一起，每个法轮功学员被安排一名普教人员监视。教养院给其中一些普教人员特权，对大法学员可以任其折磨。教养院的张院长对被给与折磨人的所谓特权的普教人员在会上公开讲：“人们养狗是干什么？是给人看门。我们养你们干什么？你们就是狗。”队长也直接对牢头说：“炼法轮功的人就叫他们干重活、累活，累熊了就得写保证了。”大法学员不能单独行动，不能炼功，不能学法，不能互相说话，如有违反就面壁（脚尖、鼻尖贴墙，睁眼站着）、电棍、蹲小号、加期3个月等等。并直接告诉我们，不写保证教养期满也不放人。

不久，我被分到一大队砖厂，强迫我进行重体力劳动，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天劳动之后，睡梦中常常被腰痛痛醒。晚饭不论什么季节，哪怕是三九天也得吃凉饭，因为我们收工都在晚7：00，而开饭是晚5：00。教养的人员很多，水源又很紧张，卫生条件很不好，三五天不洗脸也是常事，室内很潮湿。在这种摧残下，我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进教养院前我的身体非常健康，平时连感冒都没有，56岁的我看起来顶多40多岁。可现在的我被折磨得苍老而消瘦脸色由红光满面而变成青黑色，体重由原来的140多斤下降到100多斤，至后来身体虚弱得连活也不能干了，于是我提出保外就医，他们的理由是：不妥协不行。我被调到二大队，二大队虽不用干重体力活但在精神上更加摧残我们。我们提出：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他们却借此更加凶残地折磨大法弟子，动用了电棍等刑具。

因为我坚信真善忍，狱方一直不让家属探视，送东西也不行，好长一段时间我始终是一套衣服，再脏也不能洗，直到5个半月后，我才见了两个女儿一面，后来才知道，那是女儿花了800元钱才让见的面。

在二大队，白天强迫我们看报纸上诽谤法轮功的文章，看叛徒的报告……每天还得写认识、谈认识。不说法轮功不好就说我们顽固不化，不论他们如何对待我，我始终坚强不屈，于是我又被送回一大队砖厂。在此期间，砖厂停机检修，普教人员休息，所有大法学员（23名）被调至三大队仓储业务劳动，从早6：00一直到晚9：00、10：00、11：00，有时至12：00才让回去休息。

2000年11月30日大连教养院成立了所谓的女子大队，当时有15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2001年2月8日，院里又成立了所谓的男子大队，把绝大多数法轮功学员集中起来，约有100多人，这时全院共有法轮功学员300多名。教养院关押了如此多的法轮功学员，但却无法使大法弟子屈服，司法局和“610”办公室对此很不满意，“610”办公室主任即司法局副局长郝宝琨经过一番准备曾亲自来到教养院，讲了一个下午，在结束时，为了验证一下效果，要求与会的200多名法轮功学员给点掌声，可是只有十几个人的稀稀啦啦的掌声，这给了他当头的一击，灰溜溜地走了。但他仍经常来教养院，一次他说：“不管怎样说打人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后来教养院专门派人到沈阳马三家、抚顺、本溪等地去“学习”迫害大法弟子的方法，并在抚顺选中了陈明等三名叛徒来到教养院与“610”办公室以于平为首的一些人组成了一个所谓的帮教小组，每天到教养院作帮教工作，但邪恶之徒们仍没达到他们的目的，于是他们更加疯狂地迫害大法学员。

3月18日晚，在教养院院长张某的指挥下，他们印了一些诽谤大法的话，强行让你念，不念就让你坐在屁股下，然后动用了电棍。他们让学员脱掉衣服，坐在踏扁了的易拉罐上，往身上浇些水，然后把电棍伸到身上，直到电放完为止，有的用2个、4个，当晚最多动用6个电棍，有的学员皮被烧焦了，有的瘸了，有的瘫了，还有的晕过去了，这还不算完，暴徒们要学员每两人坐在一起，相邻的手用手铐铐上，不让睡觉，一直到第二天早6：00。

以上是我的亲身经历，写出来让世人看到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
http://minghui.cc/mh/articles/2001/8/16/14880.html